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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染上这种流感,患者将永远失去自己的时间⋯⋯

时间:2020-06-14  阅读:657  点赞次数:508  

一旦染上这种流感,患者将永远失去自己的时间⋯⋯

美国是一个人民会对着微波炉大吼叫它快点的国家。
——《旧金山纪事报》记者琼安.莱恩

「富流感是一种重症,这一点无庸置疑。」威斯康辛梅诺莫尼市的理查.史云生(Richard Swenson)医师这幺说。史云生医师行医多年,之后把重心放在写作和演讲上。一九九六年时,本书其中一位作者葛拉夫为了《富流感》纪录片访问史云生医师,在这幺早期时,他就已经发现很多病人为了生活已经竭尽所能甚至超过极限,生命中没有任何的余地或空间可留来休息、放鬆与反省。这些人都出现了急性压力症的状症。

史云生医师发现,很多病患都患有他称之为「物质拥有过劳症」(possession overload)的毛病:这是一种因为要处理的物品物质太多而引发的病症。「『物质拥有过劳症』的好发时机,是当你拥有太多物质、结果发现自己的人生完全花在维护与照料物质,而不是花在『人』的身上时。」史云生医师说:「人拥有的一切也回过头来拥有人。当人们觉得难过时,他们会怎幺做?他们去购物商场大肆採购,这会让他们觉得舒服一点,但只有短暂的效果。消费主义里有让人上瘾的特质。但光靠消费是没用的。人们东买西买,还是觉得这幺空虚、这幺空洞。他们拥有的只是压力、疲惫与倦怠,他们的人际关係也一点一滴消失。他们的身边随时找得到有趣的玩意儿,但没有任何意义。」

「悲剧是,」史云生医生观察到,「你朝思暮想要得到某个东西,一旦得到了,却发现这空虚无意义。我认为,这就是美国社会的现状。」

美国旅游作家瑞克.史蒂文斯(Rick Steves)也认同。他每年大约有一百天都在欧洲,他注意到,与美国人相较之下,欧洲人的生活态度比较放鬆,消费倾向也比较不明显。「就我观察,美国人似乎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因为我们要持续成长的压力好大,永远都要求更多。」史蒂文斯在今年初对葛拉夫说:「这就好像绕着圈圈跑的仓鼠,今年要比五年前跑得更快,而且每一年都要跑得比去年快。」

美国人打招呼的方式在过去二十年已经有所改变。还记得吗?以前若在职场上或在大街上遇到朋友,我们会说:「你好吗?」而对方也会回答:「很好啊,你怎幺样?」如今,当我们问同样的问题时,答案通常变成:「忙死了,你呢?忙不忙?」(如果他们还有时间的话,才会顺便问后面这一句「你呢?忙不忙?」)「我也忙死了。」我们会坦白说。

如果你问同事,他们最希望生命中多一点什幺,他们很可能会回答「时间」。非裔美籍小说家芭芭拉.妮莉(Barbara Neely)说,这个问题跨越了种族隔阂、阶级差别以及性别差异,「现在的美国人都没时间。」我们就像是迪士尼童话电影《爱丽丝梦游仙境》里戴着眼镜的兔子,不断地看着怀錶喃喃自语:「我没时间跟你问好了,再会,我迟到了!我迟到了!我迟到了!」

到了一九九○年代初期,趋势观察家已经提出警告,有一个问题正在纠缠着美国:没时间。广告主注意到「时间将成为一九九○年代的奢侈品」。美西电信(US West)拍了一系列巧妙的广告,影片中总是面临时间压力的人们想办法在时间银行或廉价商店里「买时间」。有一家店打出的口号是「所有类型的时间大拍卖」。一位忧心忡忡的女士问哪里可以买到「优质的时间」,「现在你可以买时间了,」广告说:「购买美西电信的手机服务,你就可以拥有额外的工作时间。」

额外的工作时间。这可好了。

我们认为,本来的结果应该相反才对:科技、自动化、电脑控制学等等的进步,本来应该让人们有更多时间休闲,需要花在工作上的时间更少。未来学家曾预测,到了二十世纪末,我们拥有的休闲时间应该会太多,多到都不知道该做什幺了,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吧?一九六五年时,美国参议院有一个分组委员会举办听证会,就有人说到二○○○年之前每週工时将可望降到十四到二十二小时之间。

我们拥有了科技,但仍无法拥有时间。

我们早应多听听史戴分.林德(Staffan Linder)的忠告。一九七○年时,这位瑞典经济学家提出警告,认为所有预言未来将拥有更多空余时间的说法都是迷思,人们很快就会变成「休闲时间遭到掠夺的一群」。「经济成长,」林德写道:「导致时间变得越来越稀有。」他继续说:「随着消费商品的数量大增,人们就要花更多时间照料与维护相关用品:要整理更大的房子、要洗车、要把船整理好準备过冬、要修理电视,还要做更多消费开支相关决策。」

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人们越是抵抗不了富流感,时间的压力就越让人头大。

林德点出,购物这件事「本身就是很耗时的活动。」确实,平均来说,当今的美国人花在购物上的时间,比起和孩子一起玩乐、聊天或阅读的时间多了将近三倍。我们的消费选择自由度更大了,结果却是使得没时间的问题更严重。

美国心理学家贝瑞.史瓦兹(Barry Schwartz)在他的书《只想买条牛仔裤:选择的弔诡》(The Paradox of Choice)中提出警告,选择太多会让我们更焦虑,并且可能害得我们更不快乐。他指出,很多人经常觉得很困扰,因为认为自己可能做出错误的选择,总是深怕有更好的产品或更低的价格。

选择太多,时间太少。林德说这种情况一定会发生,而且他警告说当选择多到造成压力时,「广告的重点将会放在人造资讯上,」这是因为「要建立品牌忠诚度,必须找到绝对不会根据客观条件行动的人。」也就是说,如果你是行销人员,你要聘用一群心理学家进行研究,看看哪一种外盒的颜色最能让购物者联想到愉悦的性爱,诸如此类的。

林德主张,生产力成长超过一定限度之后,将会引发时间压力。但他不确定工时会增加还是减少。他显然怀疑工时会像赞成自动化的啦啦队说的将会下降;他是对的。事实上,有些证据强力支持现代美国人的工时比前一代更长。

第一章提过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薛荷利用美国劳动部(Labor Department)的统计资料进行研究,她发现,平均而言,一九九一年时美国劳工的工时比一九六九年时多了一百六十小时(以四个完整工作週总计)。「不只是高薪群组有这种情况;顺带一提,这些人增加的工时更长。」薛荷说:「中产阶级、下层阶级和穷人也出现同样的趋势。每一个人的工时都拉长了。」确实,国际劳动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表示,一九九九年十月,美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工时最长的现代化工业国。四二%的美国劳工觉得上完一天班之后就「没力了」。六九%的人说他们很想慢下来,过一过比较悠闲的生活。

美国独立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二○一三年时做过一项调查,结论是一半以上的美国父母说,很难同时兼顾家庭与工作,三分之一以上的人说他们「总是觉得在赶」。而这些说法有很多讽刺之处。同一份调查发现,虽然工作时数最短的母亲最快乐,但却有比以往更多的母亲说她们想要担任全职工作。会出现这类讽刺性的结论,部分理由是染上富流感的美国社会对物质的期望过高,但更多是美国贫富差距扩大引发的结果。

以中间所得的劳工来看,他们目前领的薪资比过去更低。如果家中的母亲只从事兼职工作,要追上身边的有钱人就更难了。在一九六○年代,美国是一个靠一份全职薪水就能让四口之家过着中间水準生活的社会,但现在要靠两份薪水才能养活三个人。每一个人都在想办法满足新的消费期待,但很多情况之下,只能工作更久、更卖力,背上更多负债,甚至多兼几份工作、承担更多压力才能勉强撑着不至于灭顶。

当然,前述的结论前提是员工有年休。美国研究机构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发表一份新报告名为〈无休假的国度〉(No-Vacation Nation),清楚说到至少有四分之一的美国劳工根本没有有薪年假。美国的市调机构意见调查公司发现,美国人年假日数的中位数为一个星期多一点;加拿大麦格理大学的茱蒂.海蔓(Jody Heymann)和爱莉森.厄拉(Alison Earle)也做了一项研究,发现全世界有五个国家法律不保证雇主会给予有薪年假,美国就是其中之一。

莎拉.思贝克医师(Sarah Speck)是西雅图瑞典医院(Swedish Hospital)促进心血管健康方案(Cardio-Vascular Wellness Program)的负责人,她提醒我们,度假是很重要的休息,可以阻断压力,她更把压力称为「新一代的菸草」(the new tobacco)。她有一份简报说明心血管系统在压力之下会如何运作,以及抽菸之后的心血管系统是什幺模样,两者的差异难以分辨。

「压力无所不在。」思贝克医师说:「压力会严重伤害人体。现代人是全面投入工作。我们超时工作,而且一小时要当好几小时用。压力导致血管收缩,就像尼古丁和菸草的作用一样。压力在引发心脏疾病上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和无法控制血压以及医学上的肥胖症造成的影响不相上下;工作过度、负担太大以及压力沉重,都是一种生物化学力量。」

思贝克是一位有着奇特幽默感的快活女子,她给了病患一些忠告:慢下来,不要再追逐拥有更多物质的妄想。「某些病患来看诊并对我说,他们无法控制压力,他们睡不着,他们不知道该怎幺办,我会告诉他们:『两个星期的假期,一觉到天明。』(译注:原文为Take two weeks and call me in the morning,借用的是一九七○、八○年代美国医师的口头禅:Take two aspirin and call me in the morning〔两片阿司匹灵,一觉到天明〕,当时阿司匹灵是医师最爱用的万灵丹。)」

但很多美国人没办法照办;他们没有两个星期的年假。因此,在二○○九年时,佛罗里达州的众议员艾伦.葛瑞森(Alan Grayson)在国会提出一项法案,规定一定要给美国劳工一到两星期的适度年假。这项提案在很多国家都让人笑掉大牙,但在看重物质而非时间的美国,放假几乎被视为对西方文明的威胁,至少在美国人眼中是如此。本书的作者之一葛拉夫在一场记者会里加入了葛瑞森的行列,支持这项议案。

福斯新闻台(Fox News)指控葛拉夫想要把美国变成一个处处是闲人的国度,以及(天啊!)「二十一世纪的法国!」 这条议案通过的话或许真的能迫使美国人民去品嚐美酒佳餚,但它从未出过委员会的大门。葛瑞森二○一三年时重新提案,但前景比过去更黯淡,因为共和党在二○一○年赢得了众议院的控制权,他们反对任何强制企业作为的提案。他们忘了,一百年前,正是保守的民主党塔夫托总统(William Howard Taft)提议,美国劳工一年应该得到两、三个月的假期,好增进健康、生产力并促进家庭关係。

薛荷提醒我们,美国的生产力自二次大战之后已经成长两倍有余。「那幺,问题就是:进步和我们有何关係?我们可以减少工作时数。我们可以用一半的时间生产出本来的产量,用另一半的时间休息。或者,我们也可以维持同样的工时,产出两倍的数量。」薛荷说:「而我们把所有的经济成长都投入在生产更多物质上面。我们的消费倍增,工作时数完全没有减少的迹象。事实上,工时还延长。」

欧洲决定走的路就大不相同。一九七○年时,欧盟各国的每位劳工每小时生产力仅有美国的六五%,但因为当时他们的工时长一些,因此每人平均国内生产毛额约是美国的七○%。到了二○○五年,欧盟整体的平均生产力仍仅有美国的九一%,但有几个经济体的每位劳工每小时生产力高于美国,然而这些国家的每人平均国内生产毛额却依旧仅有美国的七二%。他们拥有的物质比美国人少。发生什幺事了?很简单:欧洲人把一大部分的生产力成长拿来换取时间,而不是金钱。因此,他们不再长时工作;如今的欧洲人工时比美国短了,一年少了将近九个星期。

因此,虽然欧洲人花在医疗保健上的每人平均费用少很多很多,但他们活得更久、更健康。事实上,在美国,压力已经大到能杀人。在健康方面,美国在富裕国家里排名绝对是挂车尾(或者,就像史蒂芬.贝兹鲁胥卡〔Stephen Bezruchka〕医师说的,美国是最早「挂」掉的国家)。

富流感显然并非导致美国人处于时间压力的唯一原因,但绝对是主因。不断高涨的期望,导致人们持续努力追求拥有最新的产品,在消费的领域上一较高下。回过头来,这又强迫人们更超时工作,以求能买得起更多东西。要买的东西这幺多,要更努力工作才能买到,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混乱,压力越来越大。就像一位运动人士说的:「就算你在老鼠的比赛里赢了,你还是一只老鼠。」而且你很可能变成一只死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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