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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城寨童年回忆(下):九龙城寨,黑暗中有光

时间:2020-07-10  阅读:959  点赞次数:552  

延伸阅读:我的城寨童年回忆(上):三不管的香港「九龙城寨」

城寨很多家庭,父母除了白天上班,下班还会把工作带回家做,这些工作许多是女工活。例如我的朋友,妈妈白天在工厂「车膊头棉」(缝製肩垫),晚上还拿回家,全家总动员,挑灯赶活,希望可以多赚一点钱。城寨大部份的家庭除了是一个家,还是一个家庭小型加工厂。后来妈妈在九龙城福佬村道一间组装电髮棒的工厂做组装女工,中午会回龙津道家里煮午餐吃,同时也会推一大包半成品的塑胶齿轮回家,我们兄弟要协助把中间多余的塑胶梗用尖嘴钳逐一去除。这是承包制家庭工,以磅制价,若以时薪计算大约4、5块钱左右,要看工作的速度而定,妈妈在工厂上班的日薪是40块钱。

妈妈除了白天上班,为了想要多赚一些钱帮补家计,下了班还会到新蒲岗的製衣厂加班,做的是「剪线头」,「剪线头」是车间把成衣车缝完成,由人工逐一检查,把接缝处过长的毛线剪掉。当年香港工业正盛,人手正缺,往往要到十点、十一点才收工回家,时薪是8块钱,会供应晚餐,饭盒一盒。妈妈有时候没有吃带回家给我们吃,即使过了三十年,我还记得半夜吃到的「班腩豆腐饭」,虽饭冷菜冰,但那还是一样的美味。

城寨的老人街是一条从龙津道直通东头村道的主要往来街道。老人街的由来,大概是因为老人街有一间老人院,老人都走去老人院休憩,因此被名为老人街。但我们住进城寨时,老人院已不复存在,已改成青少年中心。青少年中心就在老人街中间,大门一进去右边有一张乒乓球桌,往前有柜檯,后面有其他玩具、图书和康乐棋室,这些娱乐设施是让青少年可以消磨时间,防止他们到处闲蕩而学坏。

我小学读的是九龙城龙岗道的乐善堂小学,班上有一半同学都住城寨。青少年中心是我课后常去流连的地方,是一个同班同学带我去的,我才知道有这个地方。我常去打康乐棋和乒乓球,有时也会和朋友玩跳棋,我们称在青少年中心工作的姐姐叫「姑娘」,我们要玩什幺东西都要姑娘登记借用,我也不知道她们是不是社工,不过我记得她们会向我们打听一些同学的消息和关心我们。

不管是之前的老人院,还是后来的青少年中心,其建筑物都是栋清朝时的「九龙巡检司衙门」,地点是九龙城寨的中心点。由于这座建筑有其历史意义,见证了历史的沧桑,被列为法定古蹟,在城寨被清拆后唯一被保留的建筑物,现在是寨城公园的游客中心。

城寨除了广东话能通外,另外最多人说的是潮州话,城寨大部分业权应该都握在潮州人手里,在城寨开店的,大部分是潮州人。我们的房东就是潮州人。有名的黑道人物「跛豪」吴锡豪也是潮州人,据说70年代香港90%的海洛英由九龙城寨输出,「跛豪」赤手空拳活跃于城寨,几乎垄断了整个毒品市场。印象较深的是,说到潮州人,会说:「潮州人拉二胡──自己顾自己」(因为潮州话自己顾自己近似于二胡的调音声),这是嘲弄潮州人的自私自利。

东正道有一间文具店,老闆也是潮州人,夫妇对话说的是潮州话。80年代末,香港引进台湾的水果老虎机机台,这是一种赌博机器,港币五毛钱可以换一个代币,投入代币可以押注。文具店老闆引进了一台,很多小朋友挤在机台前面,有钱的赌博,没钱的看别人赌。我和一个朋友,也常出现在人群中,直至口袋的钱尽输为止,才颓然离开。赌博是会上瘾的,总觉得输的钱可以一注就赢回来。我们那时候在工厂做非法童工,时薪是五块钱,大部份赚来的工钱,都透过一台老虎机奉献文具店老闆。小小文具店应该透过这台机器发了一些小财,说不定比卖文具还赚得多。我们如果拿现金向他换代币,老闆会笑逐颜开,如果赢了代币向他换回现金,他的脸色会立即变沉,一副不情不愿!因为这种赌博游戏,后来我和那个朋友也染上赌马的恶习,这是后话。

从龙津路搬到龙津道,从路搬向道,是在不远的地方,当年我们年纪小,无法帮忙,父亲按照广告小卡找来知名搬家公司协助搬屋。几个壮汉,带上工具很快把东西包装妥当,当家当搬到中途,搬家公司坐地起价,要我们多付搬家费,不然不继续搬,形同勒索。那些搬家工人个个是彪形大汉,恶形恶相,似是行走江湖,我们已是砧板上的肥肉,只能任由宰割,吵也没用,最后只能多付钱了事。

龙津道的士多(杂货店)林立,也有一些冰室(冷饮店)和餐厅。有一年可口可乐推出「摇摇」(YOYO)行销活动,喝可口可乐有赠奖,奖品是「金牌摇摇」。士多通常把冰箱放在靠门口处,玻璃樽装的可乐即开即饮,是否有中奖就藏在瓶盖内的胶垫,但是那个夏天狂灌了许多可乐,奖品还是没有到手。记忆犹深的冰室,是在东正道和龙津道的交接处那间,因为其门口挂了一支电话,可以免费任人借用拨打,在没有手机的年代,那支电话给我们联络朋友提供了许多方便。

城寨里有许多小型工厂,印象较深是食品加工厂,例如鱼蛋厂,死鱼都一条一条躺在地上等待丢进搅拌机被加工做成鱼蛋。龙城路上有一间肠粉厂,蒸气缈缈,工人把米浆倒在一块发黄的布上,等米浆凝固,再捲成条状。还有砵仔糕厂,砵仔有白色和啡色,白色是白砂糖製成,啡色是黄糖製成,会加入一些红豆作装饰。龙津道和老人街交界处有一条小路通往九龙城,有个大婶黄昏时份就会出现在路口摆卖城寨製的砵仔糕,一个八毛钱。付钱后她会用两支竹籤,嫺熟的挖起砵仔里的砵仔糕交给你。

城寨唯一留给我的童年阴影是,有一次我走在龙津道上,不小心轻微擦撞一个一只手臂稍不能自如的中年男子。第一时间我向他道歉,但他还是想追打我,我拔足沿着龙津道快跑,他一路跟上,我毕竟是一个小孩,在东正道被他追上,他不由分说狠狠的打了我一巴掌,当下痛到麻痺,幸好没有被打聋。我当下觉得莫名其妙,也没有路人仗义帮忙,他大概精神有些问题吧!经过这个无妄之灾后,走在城寨的路上,我总是格外留神,提高警觉,如见到他就避而远之。

五、清拆城寨

英国前首相柴契尔夫人1984年年底前往北京和大陆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协议把香港归还中国,之后九龙城寨成为中、英政府要共同面对和处理的问题之一。1987年中英两国和港府决定清拆城寨,迁徙居民。被媒体视为罪恶温床,被政府视为毒瘤,被穷人视为避风所,被黑道视为天堂的「三不管」城寨,终要全面被接管,被刬平而消失于地图之上。

,港府派了警察、房署职员等一百多人的工作人员对城寨进行围封并限制出入,进行住户清查和登记,避免有人因为清拆而迁入要求赔偿。清拆城寨消息的保密,密不透风,住在城寨绝大多数的居民是透过新闻报导才得知,封城一刻居民感到莫名其妙,难以置信,也对未来感到徬徨。

新闻曝光后,一个远亲打电话给我们,要我们告知登记人员,诓说他们一家租了我们一间房间,说他们返家省亲,要我们先把其中一间房门锁起来,以登记为居民,企图获得政府的住屋安置和赔偿。这种技俩大概是行不通的,政府清拆城寨经过长时间的缜密规划和沙盘推演,一旦执行,是雷厉风行,滴水不露。

政府在清拆城寨的过程,对居民的安置方式算是人道,不是用行政命令赶居民出城寨。以我们家为例,我们得到入住公屋的安排,居住环境获得不少的改善。

政府在清拆城寨时,安置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租屋者,一是自置的物业。如果是城寨的租户,会安排入住公屋,如果不符合公屋条件,会先安排到临时安置区等侯「上楼」。如果是自置的物业,政府会赔偿一笔款项,款项多寡按照面积计算。以当时行情,赔偿房价等于九龙城唐楼的房价。事件有正面也有反面,城寨清拆对租户是一大利多,因为可以获得分配公屋,改善住家环境。但对在城寨做生意的商家则是一种灭绝。例如,无照医生不可能在别的地方挂起新招牌再度执业,商家也很困难在别的地方另起炉灶,重新开铺,因为城寨的租金和其他地区绝然不同。因此,清拆时也引起一部分人以相当激烈的手段抗争,长时间搭棚睡在路边进行抗议。

1987年开始政府分两批进行居民的调迁。我们是第二批被调迁,由于租户,有得到政府补助的搬迁费,和被安置入住公屋的资格。但由于某些资格不符,我们暂时被安置到竹园的「彩竹临时安置区」。安置区又叫临屋区,我们在临屋区住了近两年才搬到东头邨的公屋。

政府在安排住户入住公共房屋时,要住户提供一张「全家福」,据说这是政府的美意。政府设想入住公屋的住户多是普罗大众,少有机会可以拍摄「全家福」的机会,所以有此规定,一来是存档之用,一来是提供住户纪念之用。我们是在东头村道美东邨的美东影楼影全家褔,这张照片到现在是我觉得我们全家最珍贵且最有纪念的一张照片。

六、回香港

每次回香港,我总会从东头村家里,信步走到寨城公园去寻找童年的回忆,因为那里曾经是我的家。走在寨城公园原来龙津道的公园小径,曾经住过的位置依稀可辨,有种熟悉的感觉,但家早已如烟消,心里又感到陌生。

城寨被拆之后,我的朋友和同学也各分东西,经历岁月的洗礼,我们也从少年变成壮年,城寨的记忆也逐渐远去而变得模糊。当我们这些曾经住过城寨的人,被时间捲走之后,九龙城寨也终将成为一个历史的名词。

1993年九龙城寨被清拆完成,清拆后于1995年8月在原地改建成苏州式庭园,有池、有廊、有亭、有桥……像是富宅门第,明空静夜坐在石椅望月,有几分诗情。或许有几分诗情的缘故,有违香港势利的价值,因此平时游客稀少,清风冷月,步道凄清,和昔日城寨热闹的景象完成不同。「贫民窟」改建成有亭台楼阁的花园,面目全非,被命名为「九龙寨城公园」,有些许突兀。实际保留的只有两樽古砲、一座翻新后的衙门,和一些零星的古蹟,例如大井街的水井、「龙津义学」石碑、断柱的地基等。那些跟我童年生活息息相关的人事物,也随着城寨的拆卸而湮灭,蕩然无存,如露珠消融于晨曦,无迹可寻。

寨城公园的导览员,向游客诉说着城寨过去的种种,多是暗黑的一面。我和其中一个聊天,他说他不是昔日住在城寨的居民,而是附近的街坊。他对城寨的印象,如一般民众一样,都是透过眼睛,站在外围观察再转述给游客。

寨城公园的游客中心,虽有影像和文字介绍城寨的历史和过去居民的生活,但那只是冷冰的资料,想要接触的游客并不多。和朋友一起游园时,我会指着图片,跟朋友说我小时候住的位置在那里,分享苦日子不是想像中那幺苦,反而是一个快乐的童年。有时候,我会猜想,如果城寨当年只迁走居民,而保留旧有建筑,也许现在可以变成一个着名地标,吸引游客游览,甚至改成体验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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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寨可以被视为一个传奇,满清政府丧辱权国,割地赔款,在自己的领地割给英国后建置「九龙城寨」作为「领事馆」;清王朝败亡后,皇家之地却沦为「贫民窟」;曾经是官员进驻的城寨,最后变成「三不管」,清兵不再驻扎,成为黑社会的黑势力碉堡。

这种传奇性就和九龙城寨密不可分的黑道人物,城寨代表人物号称「跛豪」的吴锡豪一样。他混迹黑道,操控毒品市场,每天过着打打杀杀的日子。他靠着贿赂打通警察,和他们称兄道弟,让他成为「大毒枭」,可以呼风唤雨,但最后也是警察为他铐上手铐,送他入狱。1991年8月,他因肝癌被特赦出狱,期间正是以其为人生蓝本的电影《跛豪》上映,媒体询问其心情,他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是他生命到了尽头,临死前悟出人生不是操之在手,而是一种已安排好的宿命。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出狱不到半个月,他因病气绝。

城寨的景象包罗万象,住了三万多人,有激励人心、努力向上,不向命运低头的故事,也有着自甘堕落,颓废失足的人生悲剧,各有各的故事。我只是用我的眼睛看到我所看到的其中一个面相,而不是全面的城寨。每个住过城寨的人,必定有着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而故事内容必定精彩而发人深省。

被外界封为「罪恶之城」的城寨拆了近三十年,香港的贫穷依然存在;毒贩也没有减少,非法赌档仍在暗角开赌,娼妓还是有其市场。人不管在那里只是一种生活,对于童年生活在城寨的我,因为贫穷,所以懂得珍惜。

即使我们小时候住在黑暗的城寨,也许角落里躲藏着许多坏人,但正如我朋友所言:「还好我们没有学坏,长大有着一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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